160638解读并不是从曼米的书中的读出来的

2020-07-04 09:15:24 by Admin 炒股经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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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者按:出生于1920年的法籍突尼斯裔作家阿贝尔·曼米今年5月去世,享年整100岁。作为上世纪中叶反殖民主义的干将,曼米与多位关心殖民问题的大作家,如加缪、萨特等都有很深的交集,但他特立独行,主张一种新型的政治信条:不选边不站队,既不加害人也不被人加害。

上帝要毁掉堕落的索多玛城,他派出的天使,来到城里唯一的义人罗德的家中,拉着罗德往外跑。罗德只带了自己的一家,连女婿都不信他的话。天使还嘱咐说,逃跑路上千万不可回头,罗德照做了,但他妻子听到毁城之声还是忍不住回头望了一眼,她立刻变成了一根盐柱。

《盐柱》——阿尔贝·曼米将这个著名的《圣经》意象用作了他的小说的名字。

一个北非犹太人的“归属感”

这本1953年完成的小说,将背景设在曼米的故乡:突尼斯。那是个法国人的殖民地,法语是通行语言,然而占人口大多数的则是穆斯林阿拉伯人,曼米则是少数族群——犹太人的一员。他和小说中的主角莫迪盖一样,住在一个犹太工人社区里,他身上又流着柏柏尔人(北非土著)和意大利人的血,因为他父亲是意大利犹太人,母亲是柏柏尔犹太人。光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这一大套身世血脉,就让他觉得混乱而沉重,甚至于要窒息了。

在《盐柱》一书中,莫迪盖的主要困境就在于归属感,他要不停地问“我是谁”,他是被按照犹太人的传统抚养长大的,可他在自己的犹太社群里却不自在。家庭努力让他上了突尼斯最好的法语学校,在那里,他感到那些身世富裕的犹太学生看不起他,觉得他来自工人阶级下层;然而那些非犹太的学生和老师,又因为他是犹太人而冷落他。为了跳出个人的困境,他十分用心地学习法语,一头扎进了法国和欧洲的文学和哲学里。他觉得犹太以及阿拉伯的东西都是“东方”的,都是缓慢而守旧的,他想要加入“西方”。

他思考1920~1930年代西方人热衷思考的问题:机器时代能否带来世界和平?如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?艺术与道德之间有没有必然的联系?他觉得,这些问题远比在犹太安息日能否开车上街(按照犹太律法是严禁的)更为神圣。他靠着刻苦,在高中赢得了学生能够赢得的最高的荣誉;他进了综合性大学,想靠从事学术研究而真正进入“世界”。他退出了所有犹太生活方式,同父亲吵到势不两立。

然而,正当他冲着自己的“欧洲人”梦想而去的时候,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响了。法国战败投降,法国在北非的殖民地也都落入德国人的控制。德国人,以及被德国人支使的法国人,一心抓捕突尼斯的犹太人,迫使他们像欧洲各地的犹太人一样,被关入隔离区和劳动营,胸前佩戴六角黄星。莫迪盖感到他的希望破灭了,“欧洲”将他打回原形,拒绝了他的加盟。

可是命运继续展开它阴差阳错的勾当。由于莫迪盖一直上着精英学校,虽然他对学校里那些犹太富二代十分厌恶,可那些人都靠着家里人出钱而躲过了迫害,而他也就被稀里糊涂地算作其中一员,从而并没有受到他似乎“理应”受到的迫害。这相当于,他被他讨厌的那些学生给救了。在一种尴尬之心的驱使下,他主动申请到劳动营里去当班,去跟那些被强制劳动的犹太难民在一起。

他寻找归属感的下一次尝试,是在听说戴高乐将军挂帅“自由法国”运动的时候。“自由法国”要完成复国大业,莫迪盖想当一个法国人的愿望复萌,就离开了劳动营,去投奔他心中真正的“组织”。可是他再一次失望了,“自由法国”的人一看他的名字就拒绝了他——“莫迪盖”是一个标准的犹太名字。他还被告知,如果他能改叫一个穆斯林的名字,就可以进来了。在小说结尾时,莫迪盖写下了他的大名“Mordechai”,然后走出了“自由法国”的军营。

曼米与加缪

《盐柱》的故事大部分都是曼米的自传,他把自己在“犹太”这个小群体里时出时入的状态复制到了莫迪盖身上。每一次做出决定,他都不愿再回头,可事实上他又不得不屡次回头。回头的经历多了,一个后果就是,就算没有人赶他、排挤他,他也难以再产生真正的归属感了。

现实中的曼米,1939年19岁的时候离开突尼斯,来到了另一个法属殖民地——阿尔及利亚,进入阿尔及尔大学攻读哲学。这所大学出过一位名人,和曼米一样也叫“阿尔贝”,他就是作家阿尔贝·加缪。曼米比加缪小七岁,他深读过加缪的成名作《局外人》,自己后来也写了一本名为《局外人》的小说(1955年)。

然而,加缪通过小说所叙说的“局外”感,和曼米的并不一样。加缪虽然也是在北非殖民地生长起来的,可他并非犹太人,而是正宗法国人的后裔;他在二战期间去到法国,加入抵抗运动之中是毫无障碍的,这段经历也给了他以政治资本与声誉,大大帮助了他在战后跃升为法国知识分子的领袖人物(尽管他一直讨厌那些知识界大佬,为此觉得自己是“局外人”)。这样的条件可是曼米不具备的。他要从北非进入欧洲,并不属于“回归”,他需要付出更大的力气。

二战结束后的1946年,加缪已经进入自己的巅峰岁月,而曼米则来到法国,在巴黎大学继续学业。5年以后,显然是因为得不到法国的接纳,他又回到了突尼斯。那时,殖民地的独立运动正在勃兴,始终苦于无法摆脱犹太小族群身份的他,觉得如果突尼斯能够独立,建成一个真正的多民族共存的社会,那倒是一件很好的事。在法国国内,左翼知识分子风头正劲,他们都反殖民,也多少有一些世界大同的理想,希望北非的摩洛哥、突尼斯、阿尔及利亚能够一举赢得自己的未来。

但还是应了那句年轻的老话:理想丰满,现实骨感。这三个国家都是多民族混居、多信仰并存的,如何解决权力分配,以及每个族群和每个个体的归属感,与如何以较小的代价赢得独立一样,都是它们要面对的大课题。阿尔及利亚的情况最为复杂,因为那里的法国人最多,足以形成反对殖民地独立的政治力量。法国政府对此难以决断,因此,阿尔及利亚的暴力冲突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加剧,“民族解放阵线”频频制造恐怖事件,又引来了宗主国的恼怒和军队入驻。

加缪就是在那时进入他成名以后最辛苦的一段时期:在法国和北非故乡之间来回奔走,促进民间的和解。1955年,曼米终于认识了加缪,此时《盐柱》正好要出新版,他就请加缪写序。加缪欣然同意。这篇短序,行文风格具有鲜明的加缪特色,仿佛轻松写意一般,就点到了所有沉重的、紧张的“穴位”:

“这是一位来自突尼斯的法语作家,他既不是法国人,也不是突尼斯人。他是个犹太人,这么说很困难,因为从一个意义上来讲他不想做犹太人。在我们面前的这本书有个奇特的主题,那就是,对一个法国文化背景的突尼斯犹太人来说,事实上他无法成为任何一个人。所有其他人都教会这个年轻人拒绝,他——也就是这个故事的作者——只能靠着拒绝得更为彻底来界定他自己,他拒绝,通过拒绝,他站在了世界的对立面。”

当然这些紧张关系也是加缪自己所时时盘思的,“站在世界的对立面”,类似的意思也经常出现在加缪笔下。曼米告诉加缪,他对《盐柱》的结尾不太满意,他事后这样回忆加缪的回答:“他告诉我:每本书都是作家生涯里的一个特殊时刻。你不要去改动它了。一个作家必须尊重他自己的工作。”

加缪的序言起到了意料之中的效果,《盐柱》的知名度大增,还摘取了费讷翁文学奖。然而,曼米却并没有就此成为加缪的铁杆支持者。自我疏离的经验教给了他不做任何人的follower的自觉。在他当时所写的政论、杂文中出现了“好心肠的殖民者”一词,用来指代那些支持殖民地独立的法国左派——其代表人物就是加缪。他说,加缪对被殖民者的支持是不彻底的,因为他不愿坐视自己人(即殖民地的法国人)在北非的末日到来。他在两边之间左右为难,发现自己所能做的特别有限,因此,他的命运只能是陷入沉默。

曼米这篇题为“加缪,或好心肠的殖民者”的文章,最后的结论是,生于北非的加缪注定不能谈北非问题,“与北非有关的一切都使他瘫痪”。文章发表于1957年年底。这可不是个一般的时刻,当时加缪正获得世界性的荣光——在斯德哥尔摩接受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。再没有哪个获奖者承受像他那样大的压力了:当地的媒体、评论家、学生、社会活动分子,尤其是一个阿尔及利亚裔学生,都不许他沉默,逼着他回答跟北非有关的问题,表明立场,是支持殖民地,还是支持宗主国。

加缪回答了。他对那个学生说:你之所以还能站在这里向我提问,你之所以还能拥有你的一帮同志,正是因为我的和平活动起了作用。然后,他又说出了那句被传为佳话的肺腑之言:“如果我母亲、我的家庭被阿尔及尔的暴乱所威胁,那么在正义之前,我要先保卫母亲。”

这之后,加缪继续撰文来回答曼米。他说,他能够在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两边之间找到一个中间立场(虽然实际上它并不存在),那就是保卫家庭和亲人,同他们团结一致,希望自己的家庭至少能在乱局之中幸免于难,“并通过幸存得到一个机会来表现他的正直”。“如果连这都不算光荣,不算真正的正义,那么我想,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任何有用的东西了。”

当然,这种诉诸情感的回答感染力有余,可操作性是不足的。加缪无疑就是一个“好心肠的殖民者”。曼米有足够多的理由批评法国左派,因为他是看到了真实情况的人。他的祖国突尼斯,趁着阿尔及利亚的乱局引走了主流舆论和政治火力,在1956年成功独立了(摩洛哥也在几乎同期独立),然而这个新国家并没有像之前被期待的那样,设法去实现民主和平等。占优势的穆斯林人群手握政权,还要扩大自己的势力,挤压人数仅有5万左右的犹太族群的生存空间。单凭这一点事实,曼米就觉得自己从法国向北非的这次“回头”再次证明了“盐柱”的教训是真的。故土不能眷恋,尽管不能眷恋的理由和当初有所不同。

他也就此确信,法国左派们都只管大方向,不会去在乎独立后的殖民地制度建设的细节,不会去关心它压迫、驱逐弱势民族的后续报道。

曼米与萨特

在这两年里,曼米转入了非虚构写作。他日后倒是有一件事情可以为之骄傲,那就是,除了加缪,萨特——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以及与加缪齐名的知识界领军人物——也给他的一本书写了序。这本书就是1957年发表的《殖民者与被殖民者》。此书的部分章节曾在萨特主持的《现代》杂志上发表,萨特还给曼米撰写了书评。

他跟萨特认识得更早些,那是1953年,萨特已是呼风唤雨的“公知”,他邀请曼米做一期突尼斯特刊。在晚年的一次访谈中,曼米回忆了萨特邀他来《现代》做客时的慷慨大度,但他说,自己很快意识到了萨特的“危险”。“我这么一个年轻人,同像他这样一位成功的、能量巨大而又广受崇拜的人物过从是危险的。”这是委婉的说法;实际上,一想到那间房间里的人看到他时心照不宣的共识(“又来了一个小崇拜者,哈”),他就不可能成为这里的常客。

所以,因他那种独立而疏离的个性,他与加缪及萨特的来往仅限于此。他也没有答应萨特的邀约,只在《现代》开了几次编辑会,就远离了那群人。可是,萨特的序言却出现在了《殖民者与被殖民者》一书中,并且像加缪的序一样有用:书出版后的五六年内,也就是阿尔及利亚混乱最为严重的那些时日,这本书被连续加印,成为不可不读的名著之一。

萨特将之前对曼米的评论文章扩充成了序言,在其中,萨特称赞曼米“不代表任何人,但同时又是一切人,也就是说,他是一切人之中最出色的见证者”。萨特说,这本书是应该让欧洲人好好读读的:“(我们)只能通过他的两眼来看非洲焚毁的土地;否则我们只能看到火。我把这本书,推荐给那些被这种敲诈勒索吓怕了的人。”

利用这篇序言,萨特演练了他个人对于殖民和被殖民问题的讨论。他把殖民主义视为一个“体系”,是一种系统的、制度化的剥削,殖民者通过剥削被殖民者以自肥,并基于个人的种族观念来欺压那些有色人种。然而,这种偏马克思主义的结论,并不是从曼米的书中的读出来的。在曼米对殖民地的叙述中,人们能够形成的最深刻的印象之一,是被殖民者的懒惰和愚蠢。这当然与殖民者的长期“愚民”和镇压不无关系,但是曼米并未从中直接看出阶级斗争的因素,而是拿它当一个客观事实来书写。

在殖民地,“一方扭曲成了压迫者,狭隘、不忠、背信弃义,只想着自己的特权和保护;另一方沦为被压迫的生物,他们的成长被打断了,他们以挫败同压迫者相妥协”。对此,曼米没有给出任何的解决方案。可以说,这本书中的他比萨特还像萨特,潜心刻画一个个体所置身的“处境”。他说,殖民主义是一种处境,人生在这里,就落入其中。他这样写,完全是出于一个“局外人”的切身体验:在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,他都既不属于压迫者,也不属于被压迫者。

这个身份让人想起加缪发表于1946年的一组文章,总称为“不当刽子手也不做受害者”。他主张一种新型的政治信条:不选边不站队,从而既不加害人也不被人加害;他还坚决抵制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政治学。后来,萨特多次讽刺他,说他在做梦——你生而为法国人,你就是在殖民者一边的。但曼米却可以做到双重的“不属于”。他是一个小民族出来的身家平凡的人,因而有机会去做一个疏离者,有时这种疏离演变为了行动——逃离,不能回头的逃离。甚至连自己生来所在的那个小族群,他都想逃离。

曼米与戈迪默

就在《殖民者与被殖民者》发表前不久,曼米从突尼斯重返法国,这一次他没再走,而是一直待到拿到了国籍。他从1960年代之后的著作较多地关心犹太人问题:他也变得现实了,开始承认,如果作为一个个体,可以在任何环境里都选择疏离,自我边缘化,“局外化”,可是作为一个群体——比如犹太人——在很多情况下是必须去做压迫者的,因为这是唯一的生存之道,否则的话,就要沦为被压迫者。

所以,当1970年代以色列—巴勒斯坦冲突升级,吸引了世界的关注时,曼米写了一本新书《去殖民化和被殖民者》。他多少以一个“殖民主义专家”的身份表示,他不认为以色列是“殖民”了巴勒斯坦,因为犹太人的国家要求生存,就必须这样做,他们有这个权利;他们不是当年的法国,如果不殖民的话还有自己的国土,他们是当年突尼斯的穆斯林:“阿拉伯人的独立与发展,我以前支持,现在仍然支持,那为什么我就不该对自己的民族持有相同的愿望呢?”

可是,为了让自己的原则前后一贯,他又说占领巴勒斯坦是“不可接受的”,因为毕竟,巴勒斯坦人也是一个民族,也有权独立。曼米不愿放弃这种立场上的一碗水端平,自然无法加入到任何一个政治行动之中,成为它的主力吹鼓手。即使他获得国籍,长居法国并以法文写作,在法国也较少有人把他看作“自己人”。那种疏离的感觉,谁都不归属的感觉,是刻写在他的气质里面的。

曼米的《殖民者与被殖民者》2003年重版时,又有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——南非作家纳丁·戈迪默为之写序。在肯定了一番后,戈迪默批评了曼米过于“个人化”的风格,她说,以这部书的主题而论,他应该考虑得更加“普世”一些,应该让像她那样的南非人,能够更多地联系到1990年代种族隔离的南非。

这个批评当然正确,可是曼米就是如此,从《盐柱》开始,他一向就只能代表他自己。他在晚年回忆加缪和萨特时说的话也是这般不温不火,一派淡然疏离的味道:“他们的序让我的书卖得很好,我当然很感谢他们。”他从未想成为任何名人的注脚,反过来也一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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